（重译）齐泽克评武汉|明确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
明确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
齐泽克
Odradek/译
此刻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暗地里乐于置身中国武汉，体验现实版的后末世（post-apocalyptic）电影场景。这座城市空荡荡的街道提供出一个非消费主义的（non-consumerist）世界正怡然自在的图像。
冠状病毒遍布新闻，我也不会假装自己是医学专家，但我仍然想提出一个问题：事实以何处为终点，而意识形态以何处为起点？
第一个明显的谜团：远更糟糕的流行病正在活动，那么在每天数以千计的人因其他传染病而死的同时，我们为什么单单着迷于这一种（2019-nCoV）呢？
当然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就是1918年到1920年期间的流感大流行，作为“西班牙流感”闻名，那时死亡总数的估算结果超过5000万。而就在当下，流感在美国感染了1500万人：至少14万人已经住了院，而且单单这个季度就有超过8200人死亡。
看上去种族主义偏执（paranoia）在这里明显地发挥了作用——别忘记对武汉的中国妇女如何给活蛇剥皮并豪饮蝙蝠汤的种种幻想（fantasies）[1]。尽管在现实中，一个大型中国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点之一。
然而一个更深层的悖论在运转：我们的世界越是联系紧密，区域性的灾难越是能触发全球的恐惧并最终导致浩劫。
2010年春天，冰岛的一次小规模火山喷发产生的一个云团，导致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空中交通停滞——这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仍然只是地球上的又一个物种而已。
一个如此小型事件能造成灾难性的社会-经济冲击，要归功于我们的技术发展（航空）。在一个世纪以前，一次这样的喷发会被忽略过去。
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变得更独立于自然，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更依赖于自然界的一时兴起。这同样适用于冠状病毒的传播——如果这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或许根本不会听说它。
挺身而出Taking up cudgels
在病毒作为一种诡异的、不可见的寄生生命形式繁殖着，且其机理仍然基本未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与其斗争呢？正是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恐慌。如果病毒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并引起了货真价实的全球灾难怎么办？
这是我私人的妄想：当局流露出恐慌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至少怀疑）关于可能的变异的一些情况，但为了避免公众的困惑和不安而不愿公开？这是因为至今为止，（疫情的）实际影响相对不太大。有一点可以肯定：（仅仅）靠隔离（isolation）和进一步的检疫（quarantine）[2]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完全的、无条件的团结以及全球协同的响应是必须的，它的一种新形式就是曾被叫做共产主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今天的武汉也许就将是我们未来的城市景象。
很多反乌托邦作品（dystopias）已经想象过类似的宿命。我们绝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在电脑上工作，通过视频会议来交流，在家庭办公室的角落里的机器上健身，间或面对播放着硬核性交的屏幕自慰，并且靠派送获得食物。
去武汉度假Holiday in Wuhan
然而在这个梦魇般的视野背后，存在着意外的解放性（emancipatory）前景。我必须要承认，我发觉自己在过去的几天里梦想着造访武汉。
难道大都市里半废弃的街道——通常繁忙的市中心看起来像个鬼城，商店门户大开而没有顾客，只有孤零零的行人和车辆在四处，人们戴着白色的口罩——不是提供了一个非消费主义的世界正怡然自在的图像吗？
上海或香港空荡大街的忧郁之美让我想起了一些老的后末世电影，例如《海滨》（On the Beach），展现了一座被消灭了大部分人口的城市——没有壮观的大型毁灭，只有一个不再是上手状态的（ready-at-hand）[3]世界，不再是期待着我们（awaiting us）、注视着我们（looking at us）并为了我们（for us）。
甚至少许行人佩戴的口罩，都提供了一个受人欢迎的匿名性（anonymity），以及从承认（recognition）[4]的社会压力中的（一次）解放。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记得1966年学生的情境主义宣言中的结论：“Vivre sans temps mort,jouir sans entraves”——不带停滞时间地生活，不带障碍地享受。
如果弗洛伊德和拉康有所教益，那就是：上面这个公式——也就是超我律令（superego injunction）的最高情形，（这么说是）由于，正如拉康恰当地展示的那样，超我从最根本上是一个肯定性的享乐律令，而不是一个禁止某物的否定性律令——是招致灾难的“良方”。通过激情的投入来把被赋予我们的时间的每一个片刻都填满的冲动，将不可避免地以令人窒息的单调性（monotony）告终。
停滞时间——撤离（withdrawal）[5]的瞬间，古老的神秘主义者称之为Gelassenheit，“释放”[6]——对我们生命经验的重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人们可以期待，中国城市因冠状病毒的封锁导致的无意后果将是：至少一些人会利用它们的停滞时间以便从忙碌的活动中释放出来，并思考他们的窘境的（无）意义。
我完全意识到了将我的这些想法公开会招致的危险——难道我不是正从事于一个新版本的这种勾当吗：在我安全的外在位置上，将一些更深的真正洞见归功于受难者的苦痛，从而犬儒地将他们的苦难正当化。
种族主义底色Racist undertones
当一个戴着口罩的武汉市民四处寻找药物和食物，他或她的脑袋里定然不存在反消费主义的思想——有的只是惊惶、愤怒和恐惧。我的申辩只是：哪怕是可怖的事件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积极后果。
Carlo Ginzburg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而不是对它的爱，可能才是归属于它的真正标识。
也许一些以色列人会鼓起勇气来为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为他们而做的政治行径感到羞愧——当然不是在为自己是犹太人而羞愧的意义上。相反，令他们羞愧的是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正对犹太教最珍贵的遗产自身造成着的影响。
也许一些英国人也会足够诚实，以至于为那带领他们脱欧的意识形态幻梦感到羞愧。但对于武汉人民来说，现在不是感到羞愧和被污名化的时候，而是鼓起勇气并耐心地坚持他们的抗争的时候。
如果在中国有人企图淡化时疫，他们应该感到羞愧，正如那些在切尔诺贝利周围公开声称并无危险却立即撤离自己的家属的机关人员应该感到羞愧。或如那些公开否认全球变暖却早已在新西兰买好了房子或在落基山脉建好了避难地堡（bunkers）的顶级经营者们一样应该感到羞愧。
也许公众朝向这些被指控的两面人的激愤（这已经促使当局保证透明性）将会在中国孕育出又一个无心的积极政治进展。
不过应该真正感到羞愧的，是世界各地只想着如何给中国人检疫的我们所有人。
“我是白的，我是这样得知的。既然我的同伴们都是白的，我就想，假若我是个黑的，他们两人本可以如此推断：“假若我是黑的，那么另一人本会必然地直接意识到他是白的并立即离开；因此我是白的。”进而两人本会一起离开，确信他们自己是白的。鉴于他们没有这么做，我肯定和他们一样是白的。由此，我走出门以便宣布我的结论。”[E.198] 以上就是拉康在《逻辑时间和预期确定性的断定》这篇文章中展示的囚犯的回答。这篇文章在拉康的Écrits当中占了15页的篇幅，但是这一段“完美的回答”是出现在原文的第二页。这当然在意料之中：即使是以一个智力游戏为背景，“大师”们也总有无穷无尽的话可以说。拉康随后展开的大篇幅分析，建立在一种对这个回答的可能质疑之上，我们把它组织成又一个谜题：我们用“A”来称呼那个为自己得出结论的主体，用“B”和“C”用来称呼两个作为其推理的中介的主体，于是有了两个反对：第一个反对：在 A 的推理的第一步中，B 的确信是建立在 C 的等待上；一旦 C 不再犹豫，B 的确信在逻辑上就失效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因此两者都不可能做出决断。既然在假定 A 是黑色的前提下，B 和C 的起身离开也不是必然的结果，故 A 由 B 和 C 不行动的事实便推不出自己是白色。第二个反对针对 A 的推理的第二阶段。这个反对声称，即使 A 通过有效的推理得到了结论，他刚得到结论就不得不放弃它，这是因为：A 一旦因他的结论而开始行动，他会看到另外两人和他同时出发了（既然三者是同等处境下的主体）；这个事实立刻抽去了 A 推理的前提。但是聪明的囚犯用一个复杂的解释使自己的推理重新变得有效，他是如何解释的？（答案见下一期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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